问学我和兒子的刺激亂偷山水田野间

　　宋兆麟，1936年生，辽宁辽阳人。考古学家、民俗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1961年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著有《中国风俗通史》《中国生育信仰》《耳苏人沙巴象形文和图经调查》《伙婚与走婚：金沙江奇俗》《寻根之路》等。

　　从20世纪50年代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算起，宋兆麟从事民族田野调查和民族考古比较研究工作已近70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为他所供职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了数以万计的民族文物，积累了大量一手民族考察资料。

　　回顾数十年的民族田野调查，宋兆麟说，这项工作既是科学研究，又是探险之旅。

　　求学之路

　　1936年，宋兆麟出生于辽宁辽阳北郊的一个小村庄。战乱年代，他只念了两年小学就辍学在家。父亲和兄姐参加革命上了前线，作为家里唯一的小男子汉，宋兆麟每天放牛、砍柴、种地，风雨无阻，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宋兆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被家里送到辽阳市读书。学校按照年龄直接安排他读小学六年级，一年后就上初中了。他憋着一股劲儿，努力学习，读初三时，成绩慢慢赶上了同龄人，到了高三，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北京大学，宋兆麟丝毫不敢懈怠，更加勤奋地学习。翦伯赞先生讲的汉代史、邓广铭先生讲的宋史、夏鼐先生讲的考古学通论、苏秉琦先生讲的中国文明起源、宿白先生讲的佛教艺术等课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了大二，该分专业了，他想学考古，又担心自己色弱，不适合考古专业。他咨询了尹达先生，尹达告诉他，只要不学艺术考古，问题就不大。尹达建议宋兆麟学习史前考古，并将其与民族志相结合。分到考古学专业后，宋兆麟就按照这个思路，主要选修与原始社会史、民族志相关的课程。著名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耀华在给他们讲授原始社会史课程时，大量运用民族学资料，深深吸引了宋兆麟。从此，他爱上了民族学。

　　当时正在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大学历史系近百名学生参与其中。宋兆麟被分到广西，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民族调查，还参与了《壮族简志》的编写工作。这段经历使他对壮族、侗族、瑶族的文化有所了解，初步掌握了民族调查方法。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为学生安排了考古实习，包括参观实习、试掘实习和生产实习，其中生产实习最为重要。宋兆麟的生产实习是在河南洛阳王湾遗址参加现场发掘。测量、发掘、记录、摄影，这些在实习中掌握的技能在他以后的民族考古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未名湖畔五年苦读，宋兆麟这个农村孩子，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走进了学术的大门。

　　田野之乐

　　宋兆麟认为，做好学问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勤奋，二是机遇。而1961年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就是他难得的机遇。

　　1961年夏天，翦伯赞赴内蒙古考察，写就了名篇《内蒙访古》。在翦伯赞等学者的呼吁下，民族文物的搜集、保护与研究受到有关部门重视。不久之后，中国历史博物馆承担起搜集民族文物的任务。具体做这项工作的，就是年富力强又有民族调查经验的宋兆麟。

　　如何搜集民族文物？前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以借鉴的经验。在民族学领域，鲜有学者把物质文化或者民族文物纳入研究范围。在文博领域，虽然有少数人关注民族文物，但是因其市场价值不高，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宋兆麟坚持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观察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形态，参考各种民族调查报告及相关文献，拟定了一个民族文物搜集提纲，内容涉及生产工具和设备、手工业工具、衣食住行、礼俗、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等。按照这个思路，他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

　　1961年10月，宋兆麟告别即将临盆的妻子，毅然奔赴内蒙古，调查阿里河的鄂伦春族。那里地处大兴安岭西麓，冬季气温常处于零下40多摄氏度。有一次暴雪封路，车辆停运，他在转运站滞留了十天，与十几个老乡挤在一个大火炕上，粮食吃光了，只能吃豆饼充饥。为了了解鄂伦春人的生活，他与猎人一起去林场狩猎，一起在野外吃混着兽毛、带着血丝的兽肉。夜晚露营，寒风刺骨，他睡在篝火旁边，身下垫着马鞍，上面盖着皮衣，依然不时被冻醒。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他真正走进了鄂伦春人的生活，眼界大开，搜集到了近千件文物。待到第二年春天回家时，他的女儿已经出生了。

　　从大兴安岭返京几个月后，宋兆麟又带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征集组到云南西双版纳调研。当时，西双版纳医疗条件落后，恶性疟疾和麻风病时有发生。他在当地做民族调查，与麻风病患者多有接触，好在并没有被传染上。在西双版纳，宋兆麟与同事搜集到傣族、哈尼族、布朗族、佤族、基诺族等民族的文物10000多件。西双版纳天气炎热，几乎天天下雨。工作之余，他常和同事们到澜沧江边，或休憩，或游泳。凭借考古专业的敏感，宋兆麟在江边的断崖上发现了陶器、石器等远古人类居住的文化遗存。

　　1963年，宋兆麟到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进行文物征集工作。地处小凉山腹地的沙力坪村，是一个彝族的聚居地。宋兆麟吃住在村庄，和当地人一样，每天三顿饭都靠半生不熟的烤土豆充饥。完成工作任务后，他准备返回丽江，但没有车可坐，就决定步行。第二天，天还没亮，宋兆麟就带着一盒米饭出发了，途中两次走错路，走了两天才到丽江。回忆那次步行山路的经历，宋兆麟说，返程不久就步入山林中，林中百鸟齐鸣，山风呼啸，让他恐惧得连头发都竖起来了。现在已是著名旅游目的地的泸沽湖，当时还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神秘地域。泸沽湖西岸就是今天的宁蒗县永宁镇，宋兆麟详细调查了永宁纳西族的母系社会家庭和走婚制度，搜集了3000多件文物，用了40匹骡子将其驮出山区，辗转运回北京。

　　为了进一步了解泸沽湖地区的走婚习俗和母系社会，1981年3月，宋兆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严汝娴、刘尧汉夫妇在马帮向导的带领下，从丽江出发奔赴四川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俄亚大村开展调查。俄亚大村位于泸沽湖东南的大药山西边，那时有100多户人家、1000多人，在人烟稀少的当地被称为“大村”。群山怀抱中的俄亚大村，交通闭塞，历史上依赖马帮运输。宋兆麟此行翻越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大药山，途中不时穿过云杉、冷杉组成的林海，常常在悬崖边狭窄的小路上艰难行走。大多数路山势陡峭不说，还不时有落石滚下，各种野生动物时隐时现。在一处山路上，突然出现一只豹子，走在前面的头马受到惊吓，失蹄摔下了山崖。宋兆麟就走在旁边，所幸没事。2003年，宋兆麟第七次奔赴泸沽湖进行民族调查，又一次踏上了艰难的旅途。七次调查，他走遍了泸沽湖周围36个村落，对走婚制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海南黎族被认为是古代百越族的后裔，保留了不少原始文化。从1992年开始，宋兆麟连续五年到海南开展黎族调查，每年去两个月，走访了25个黎族村寨，调查了五个黎族支系。2001年3月，宋兆麟第六次去海南调查黎族。在通什市(今五指山市)毛道乡的毛道河边考察黎族葫芦舟渡河，此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在河边奔跑着追踪拍照，不慎滑倒，导致右腿股骨头损伤，在医院治疗近一个月才回到北京。

　　乘舟渡河、骑马赶路、徒步跋涉、野外露营……数十年来，对于宋兆麟来说，这些都是家常便饭。谈起野外生存经验，他头头是道：夏季在野外露营，蚊虫肆虐，一旦防范不当，人和牲畜都会有性命之忧，需要不断地燃起篝火熏蚊子，还要佩戴防蚊面具；冬季露营，必须保持篝火旺盛，既可以御寒，也可以防范野兽袭击；在山区行走，既要提防蛇虫出没，也要小心泥石流……

　　路途虽然艰辛，但当时的民族文物留存相对较多，搜集起来也容易一些，可谓苦中有乐。时过境迁，如今，民族文物越来越稀少，宋兆麟早年工作的价值日益凸显。1962年，他在西双版纳进行傣族民族调查时，请当地傣族知识分子抄录了当地文物室的基本文献，后来当地文物室的文献尽毁，这些手抄本成了文物。有一年，西双版纳筹办傣族文物展，苦于文物不足，宋兆麟又押运当年搜集到的傣族文物重返西双版纳。

　　宋兆麟的民族调查，既有重点调查，也有专题调查。在大兴安岭、西双版纳、泸沽湖等地，他一扎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有的地区反复去过多次，并有专著问世，这属于重点调查。他对于广西左江崖画、岭东南三族风俗、水族石墓等的调查，驻扎时间相对较短，只写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属于专题调查。除此之外，为了扩大视野、增加感性认识，他还到黑龙江、新疆、西藏、江苏、浙江等地调查，这些调查成为他做比较研究的重要积累。

　　在民族调查中，宋兆麟坚持每天拍摄照片，写调查笔记。几十年后，他重访当年调查过的村落，往往会发现当地的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文化现象甚至已经湮灭。依据自己当年的这些调查笔记和老照片，他写出了《边疆民族考察记》，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记忆。根据自己的调查记录，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宋兆麟还撰写了一系列专著，如写鄂伦春族的《最后的捕猎者》，写纳西族摩梭人的《走婚：女儿国亲历记》《伙婚与走婚：金沙江奇俗》《永宁纳西族母系制》《泸沽湖的诉说——男子走婚和母系家庭》，写普米族的《泸沽湖畔的普米人》以及写川西南藏族纳木依人的《寻根之路：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等。

　　治学之道

　　民族考古既包括对我国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进行考古研究，如吴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诏考古、辽金考古等，也包括不同民族间的考古比较研究。前者是我国传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队伍大、人员多，成就卓著。后者虽经王国维、蔡元培、郭沫若、李济、林惠祥等前辈学者提倡，但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并不多。宋兆麟既做过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考古研究，如景洪新石器时代考古、泸沽湖新石器时代考古、博什瓦黑南诏石刻考古，也做考古比较研究，而且将比较研究作为重点。

　　宋兆麟的比较研究是从器物学开始的，他善于利用民族地区保留的渔猎工具、农具、纺织工具去阐释、复原考古发现的各种器物。例如，山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许多石球，这些石球是干什么用的？宋兆麟认为，这些考古发现的石球与绳索、皮兜共同组成了当时的一种狩猎工具——流星索，其与西南民族地区现在保留的飞石索类似。他先发表了《投石器和流星索——远古狩猎技术的重要革命》一文，后又将其写入《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他指出，无论在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不少石球，说明流星索仍然为人们所应用，只是石球小型化了，这从侧面反映出其他狩猎方法的增加和大型猎物的减少。对于史前遗址出土的大量弹丸，他提出，这意味着弹弓十分流行。这种弹弓与一般弓相似，但以竹、藤为弦，中央有一个兜，可置一至三枚弹丸，供射鸟使用。云南傣、佤、布朗、拉祜等民族都有这种弹弓。辅以为证的，正是他从云南搜集到的弹弓。

　　史前社会，距今久远，研究难度很大。宋兆麟将考古资料与自己调查来的民族学资料相结合，为史前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说：“考古学资料是史前研究的基本资料，它能展示史前社会的骨骼系统，能提供一个确实可靠的历史坐标，但是历史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这样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死化石’就不适应了，必须求助于‘活化石’——民间文化资料，也就是搜集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比如，洪水神话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宋兆麟发现，在中国的洪水神话中，葫芦占有极特殊的地位。在水族传说中，远古时代洪水滔天，很多人都被淹死了，唯有拾雷公斧的兄妹坐在葫芦内活了下来，白胡子老人劝兄妹结婚，才有了水族。布依族古歌谣唱道：“洪水滔天心不惊，园里摘下大葫芦，挖个洞洞掏心心。赛胡细妹手牵手，葫芦里面来藏身。”此外，黎族、侗族、傣族等也有类似的传说。这说明在洪水中利用葫芦求生是一种普遍现象，葫芦是远古时代重要的救生工具。他运用考古资料与民族学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撰写了《原始社会》《中国原始社会史》《原始社会风俗》等著作，受到学界的好评。

　　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也是宋兆麟重要的研究领域。通过对巫觋、萨满、苯教及彝族原始信仰的比较研究，他写成了《巫觋》《巫与祭司》《民间神像》《会说话的巫图》《巫与巫术》《巫与民间信仰》《中国生育信仰》等专著，深入探究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其中，《中国生育信仰》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一等奖。

　　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写道：“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及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宋兆麟关于民族考古研究的著作，正是具有这样的价值。

　　老骥伏枥

　　在民族考古学研究中，宋兆麟深知，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汉族历史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少数民族的昨天，就是汉族的前天或大前天，两者之间有不少共性，可以利用民族学资料去研究汉族的历史与民俗文化。在退休后，他把研究领域拓展至民俗学。

　　节日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宋兆麟撰写了《中国传统节日》《中国二十四节气》两本著作。他的民俗研究，并不局限于民俗学本身，而是将自己毕生钻研的考古学、民族学融入其中，别具一格。进入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等工作随之展开，宋兆麟受邀担任文化部(今文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编写《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参加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工作。

　　宋兆麟一生从事民族文物征集、研究，在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陈列、研究工作，深知文物的价值所在。退休后，他自己也搞起了文物收藏，并形成了一系列专题收藏。他针对藏品开展研究，出版了《古代唐卡遗珍》《辽代插图本楷书〈金刚经〉》《辽代绣画》《古乐撷英——我所收藏的乐器》等专著。与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把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方法以及各种有趣的故事汇集起来，出版了《民族文物通论》《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古代器物溯源》等著作。

　　宋兆麟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收藏文物，并非以占有为目的。每当做完研究，写出了著作，他就把藏品捐献出去，多年来已给各地博物馆捐献了不少文物。

　　一生踏遍了祖国的天涯海角，宋兆麟见证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写下了洋洋洒洒千万余言。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笔耕不辍，带领学生开展文物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作者：马海军，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